今年二季度以来，我国消费、投资等内需指标有所走弱 ，而生产 、出口
、费用 等数据则表现强劲；产业层面新旧动能分野明显 。分析师与经济学家将此轮复苏中的结构性特征概括为“K型分化 ”
。

　　从经济规律看
，“K型分化”是我国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的一个阶段。过去，房地产、基建与传统制造业曾是经济增长 、信用扩张和居民财富积累的重要引擎；如今 ，这些领域的供需格局已发生深刻变化
，旧有模式的拉动能力和增长潜力逐步递减 。与此同时，以人工智能
、高端制造等为代表、以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的新经济正加速崛起 ，成为主要增量来源
。

　　经济学家通常将经济发展中的波动视为“经济周期
”
，并形成基本共识：经济周期本质上是围绕创新活动的波动，即“创造性破坏”过程。每一次大规模创新都会淘汰旧的技术与生产体系 ，并催生新的生产体系，如此循环往复 。在这一过程中
，信用扩张围绕创新展开，经济增长亦随之呈现周期性波动
。数年来 ，我国主动调整
，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，就是遵从经济周期规律而实施的系统性改革。

　　今年二季度以来 ，我国经济呈现出供强需弱 、外（出口）强内（内需）弱
、新（动能）强旧弱、上（游）强下（游）弱等多重“K型分化 ”叠加的格局 。这些都是增长模式转换过程中会出现的现象。事实上
，这些分化迹象在过去几年中已有所体现，今年因若干意外因素而进一步放大；尤其是全球AI投资热潮使“K型分化
”成为世界 性议题 ，使得这种叙事被进一步强化
。

　　美国的K型经济本质上是金融现象与AI资本开支驱动的结构性失衡
，而中国的K型复苏则主要是新旧动能转换引发的产业结构调整，并非货币现象的产物。而技术革命与产业升级叠加了房地产行业的深度调整 ，使得产业层面的分化更为显著 。历史上
，多数国家旧经济衰退之后往往经历较长时间才迎来新经济的崛起，甚至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后始终未能实现新经济的有效接续
。中国是全球迄今唯一一个新旧动能转换同步推进的国家 ，也因此掌握着发展的主动权。

　　这一局面与我国所处的特殊历史环境密切相关 。从全球竞争看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推动全球进入新的资本开支周期
，科技创新成为大国博弈的核心焦点，并衍生出产业链安全问题
。科技产业变革与安全诉求所驱动的全球供应链重构 ，均要求我国持续加大对技术和产业创新的投入
，而这种高强度投入客观上会放大与旧经济之间的分化，且具有持续性。

　　从发展进程看 ，与西方国家不同
，自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，我国在极短的时间窗口和超大规模市场空间内 ，并行推进工业化 、城市化、数字化与智能化 。既要在有限时间内补齐历史欠账
，又要抓住战略机遇期
、缩短迈向全球科技强国的进程，这种高度压缩的时间和空前拓展的发展空间 ，前所未有
，必然伴随矛盾的不断产生与持续化解
。

　　处理好新旧动能转换中的各类问题，需要同时应对稳增长、调结构 、防风险等多重任务 ，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，落实守正创新
、先立后破、系统集成 、协同配合等原则
，以化解“K型分化”带来的挑战。短期内有必要从宏观层面收敛分化
、维护经济平稳运行；而在微观层面，仍需聚焦技术创新 ，加快新兴产业的增长速度
，扩大规模体量，使之尽快弥补传统产业增速放缓所带来的缺口 。

　　SFC

　　出品丨21财经客户端 21世纪经济报道

　　编辑丨金珊